如果没有文运昌这个表兄，或许毛主席就会变成一个米商，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、政治家和诗人。就连毛主席自己也承认，他之所以能够离开韶山冲，走进东山学堂，是文运昌给他带来了这个消息，而且亲自做通了毛主席的思想工作。
那一年，16岁的毛主席做出了决定人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决定，远离家乡前往东山学堂继续上学。在这所新学校，毛主席有两个好同志，一位是着名诗人萧三，另一位就是表兄文运昌。
由于毛主席的古文作得不错，东山学堂的教员都很喜欢他，但是年少的毛主席志向并不在此，他正在读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，这两本书的来源，恰恰就是文运昌。
尽管毛主席在东山学堂只读了半年书，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毛主席在思想上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。尤其是文运昌借给他的两本书，《盛世危言》和《新民丛报》犹如灯塔一般，照亮了毛主席前进的方向。
到了长沙之后，毛主席先后在多所学校就读，但这两本书却始终带在身边，不时翻阅。寒假期间，毛主席到外祖家拜年的时候，顺便将这两本书还给表兄。因为文运昌不在家，而书被毛主席多次翻阅后稍有损毁，毛主席便留下了一张字条以表歉意。
1922年，毛主席在长沙全力领导湖南工人运动，文运昌托同乡捎去一封信，希望主席能帮这位同乡找一份工作。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四处打听，但终没能寻到工作机会，只好让同乡返回家乡。
1925年，毛主席以“养病”为名，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。文运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，与同乡发起组织农民协会，并担任农协秘书。一天晚上，毛主席和文运昌正在家中畅谈工作，突然团防局的反动分子来抓人，文运昌帮助毛主席脱险，自己不幸被捕。
在牢里被关了几天后，文运昌经多方营救获得保释。此后十年，毛主席在革命道路上起起伏伏，和文运昌断了联系。
“马日事变”之后，文运昌受毛主席的影响，无法在韶山立足，不得不出走广东，在军中找了一份差事养家糊口，后又经人介绍到地方的警察所担任所长。直到1929年回到湖南，继续从事教育工作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。此时的毛主席正在陕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，而文运昌也有机会托人给毛主席带去家信，倾诉兄弟离别之后的思念。
对于文运昌在信中提到的家境艰难，希望到延安工作的问题，毛主席在回信中劝说他不要为了薪水到延安谋差事。为了让文运昌理解自己，毛主席在信中这样写道：
1938年日军进犯湖南，文运昌在长沙的两间破屋，也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。自此，文运昌带着全家人四处漂泊，靠着耕田度日，几经辗转，直到湖南解放之后，文运昌才回到了家乡，与家族团聚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成了韶山第一个进京看望毛主席的人。毛主席通过毛泽连，详细了解了外家亲友的情况，还特别问到了文运昌。恰好当时毛主席刚刚收到表兄文南松的来信，于是毛主席托毛泽连将自己的回信和一张近照带给文家表兄，并代向文家亲友问候。
十年断了联系的表弟又有了音讯，让文家表兄们兴奋不已，更让他们高兴的是，表弟毛泽东已经成了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。欣喜之下，文运昌一连给毛主席写了好多封信，将家乡的情况一一细数，并打听毛家其他表弟的情况。
1950年，在前往朝鲜战场前，毛岸英按照父亲的要求，回湖南省亲。在唐家坨，毛岸英和文家四十多口人一起吃了一顿饭，文运昌和文南松还将自己冒险保存下来的毛主席全家照片等物品，一并交给了毛岸英。
次年，毛主席邀请文运昌进京叙旧。就这样，文运昌第一次坐上新中国的火车，在中南海和表弟毛主席一起畅谈多年的思念，欢度中秋。
1954年，文运昌认为自己的表弟“位高权重”，一句话就能解决亲戚们的工作问题，便写信开列了15位亲戚的姓名、年龄和学历，请毛主席给予帮助，而且不是要官要权，只是离开家乡谋一条生路。
这封信随后转送到毛主席的手中，毛主席看过之后，在信的页眉上批示了一行字：“许多人介绍工作，不能办，人们要会说话的。”
毛主席拒绝了文运昌的要求不久，再次邀请文运昌进京叙谈。住了一段时间后，文运昌舍不得离开，毛主席便叫文运昌与几位准备回湖南的同乡一同回去。
“主席，我还没有打算走呀！”文运昌一听有些不高兴，毛主席听到文运昌说出这样的话，也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走不走由你，我不管你了！”
见毛主席生了气，文运昌无奈只好打道回府。像这样下“逐客令”的情况，在毛主席身上鲜有发生，主要是因为文运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生活上又不注意形象，让毛主席有些失望：
由于文运昌解放前在粤军和警察所工作的历史，在一些书中被写成了“反革命分子”“劣绅”。对于这些说法，文运昌曾当面和毛主席辩驳，认为那是不实之词。毛主席略加解释后，风趣地对他说：
后来又有一次亲友叙谈，文运昌当着王季范的面，要毛主席重新定义对自己的评价。毛主席郑重地对文运昌说：
的确，毛主席从来没有将文运昌当作“反革命”，一直都对引领他走出韶山的表兄敬重有加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六次邀请文运昌进京小住，远超过其他亲友。但对于文运昌的那段历史，以及他身上的不良习惯，毛主席还是有所保留的。
曾经在接见外甥女陈国生时，毛主席曾评价文运昌是“摇鹅毛扇的”。陈国生不明所以，请毛主席明示，毛主席叹了口气说：
“两面派”这三个字，算是毛主席对表兄文运昌最为中肯的评价。由于文运昌的个人历史原因，他和毛主席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和谅解。
1961年文运昌去世，毛主席哀痛不已，立即让秘书发了一封唁电，并寄去五百元作为丧礼，以表哀思。
安葬完文运昌之后，其子按照父亲的嘱托，将其一生珍藏的文物资料全部捐献给国家，其中包括毛主席父母的照片、毛主席读过的各种书籍以及毛主席送给文运昌的各种礼物，成为研究毛主席生平的珍贵文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