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名是一个国家的象征，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。历史的长河中，中国的国名随着政权的更迭而不断演变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名曾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和讨论。
1949年的那个特殊时刻，毛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，宣读着令人振奋的话语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 这一宣言响彻了整个九州大地，人民高呼着国名，但其实，在筹备开国大典之际，中国的国名最初并非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而是另有一个称呼。
当时，一些杰出的学者为国名的确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。此外，还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，他成为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一国名的倡导者。
新中国的国名演变是一段热血澎湃且曲折坎坷的革命史，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，它是历史的选择，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选择。
国名的演变，是历史的选择。1939年，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报告中强调了工人阶级、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占多数地位，构成了民主共和国的基础。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是革命的一部分。
次年，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问世，明确了新中国的性质和革命的目标。他在其中强调：“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共和国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。” 这成为中共在国情基础上提出的国家建设方针，也是抗日实践的宝贵经验，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然而，1946年，蒋介石撕毁了与中共的停战协议，爆发了内战。面对这一突发事件，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新中国国名的问题。于是，他们提出了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这一国名，并在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，提出了建立“独立、自由、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的口号。
1949年，开国大典临近，毛泽东召集了一次政协会议，让各方代表讨论国名的问题。这次会议上，代表们各抒己见，讨论激烈。
然而，会议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。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，有些代表认为，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这一国名太长。着名民主人士黄炎培、张志让提出，可以采用简称，比如“中华民国”或者“中华民主国”，这样更加简洁明了。其他代表也表示支持这一提议。
但是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观点与众不同，他坚持认为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个国名更为妥当。他的理由是，“人民”已经包含了“民主”的意思，而且在外国语言中，“人民”和“民主”的含义相近。此外，在汉语中，这两个词也有重复的意思，因此去掉“民主”更为合适。毛主席听后表示赞同，张奚若的提议因此得到了采纳。
然而，国名的确定并不是草率之举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次讨论的结果。董必武等负责政府方案的起草，将各种意见汇总后，最终确定了国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然而，国名的确定并未平息争议。在一些文件中，国名后面赫然写着“简称中华民国”。这个简称引起了众多代表的关注，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是否要保留这个简称。
为了解决这个争议，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邀请了一些政协代表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代表们提出了各种看法，有人认为老百姓习惯了“中华民国”，需要有个思想上的过渡。还有人则表示，与“中华民国”这个官僚国家的称呼相比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。
最终，经过周恩来总理与政协代表的充分讨论，决定不采用“中华民国”这个简称，正式确定新中国的国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在这场关乎国家命名的辩论中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提议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那么，张奚若又是何许人物，为何他的观点能够获得毛主席的赞同呢？
张奚若，生于陕西，自小就热爱学习。在19岁那年，他加入了同盟会，参与了辛亥革命，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赫赫战功。1913年，他前往美国留学，主修政治学，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后，他担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和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要职，然后成为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的教授。
作为教育家和政治学权威，张奚若不仅才华出众，更以个性鲜明而着称。他不带课本，也不需要讲稿，只带着几页英文的卡片，就能滔滔不绝地讲课。他常教导学生，学政治学不是为了追求官位，而是要成为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学者，为正义和社会服务。
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张奚若前往西南联大教书。有一次，一位副总司令看到他生活极其清贫，送来了一些物品，但张奚若坚决不收，强调要坚守清贫的原则，因为他相信教书育人的事业远比物质享受更为重要。
张奚若虽然着作不多，但是却被公认为政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。他在学术界的影响深远，他的教导和思想一直激励着学生和后来的政治学者。
1973年，张奚若去世，享年84岁。在他的追悼会上，许多杰出政治家如周恩来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李先念等前来致敬。他的倡议得到毛主席的采纳，成为新中国国名的一部分，显示了国家对人才的珍视和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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